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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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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中国篮球的发展历史
中国足球

一、中国篮球的发展历史

1983年，是中国现代篮球运动腾飞的一年。中国男、女篮球队继在亚洲比赛中获得好成绩之后，中国女子篮球队在第九届世界女子篮球锦标赛上获得第三名。中国男妇篮球队于1986年举行的第十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上，在有24个世界强队的比赛中，打败多个欧美强队，荣获第九名。这是中国现代篮球历史性的突破。

1982年11月19日——12月4日，第九届亚运会篮球比赛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我国女篮怀着“冲出亚洲的任务再也不能往下交了 ”的决心，发扬勇敢拼搏的精神，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急起直追，终于以75：67的比分战胜南朝鲜队，荣获亚洲冠军。

参加这次比赛的中国篮球队领队是刘贵乙，女篮教练杨伯镛、王利发，队员是陈月芬、修丽娟、邱晨、刘敏、冼丽清、张六如、孙瑞云、宋晓波、张月琴、张惠、游淑敏。

1983年7月24日至8月6日，第九届世界女子篮球锦标赛在巴西的圣保罗举行。中国女篮首次参赛，姑娘们经过艰苦奋战，胜加拿大等世界强队进入半决赛，与世界最强的美国队相遇，鏖战40分钟不分胜负，加时赛时失去决赛的机会，居于苏联和美国之后，夺得第三名。这是中国篮球运动向世界先进水平挺进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国篮球史上，女子篮球在世界大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这次中国女子篮球队领队是张钧汉，教练员杨伯镛、王利发、队员宋晓波、邱晨、柳青、游淑敏、张惠、陈月芬、郑海霞、修丽娟、张月琴、巴燕。我国际级裁判张雨生参加了这届赛会的裁判工作。

在这个征途中，教练员杨伯镛，队员宋晓波、邱晨、陈月芬等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队员宋晓波以独得134分，被选为世界女篮A组最佳阵容之一。宋晓波在国内3次被评为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之一，还曾评上国家体委系统的优秀党员。她在代表中国女篮在世界锦标赛上升起五星红旗后，对同伴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实际上才走了一半。登上世界高峰的最后那两个台阶，比现在这一半还要艰难！”

中国女子篮球队是世界强队之一。1984年5月5日至16日，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女子篮球预选赛在古巴哈瓦那举行。我国女篮夺取第一名，获得参加奥运会女篮比赛的资格。7月29日，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篮球比赛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我国女篮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结果夺得铜牌。

这次中国女子篮球队教练员是杨伯镛、王利发，运动员宋晓波、邱晨、丛学娣、陈月芳、柳青、郑海霞、修丽娟、张月琴、张惠、李晓勤、王军、巴燕。我国际裁判罗景荣、张雨生赴赛担任裁判。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女子篮球队毕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其运动技术的稳定状况、运动竞技状态和水平的保持，也曾出现过多次反复。

1984年10月13日至24日，第10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在中国上海举行。中国女篮以61：62的比分负给南朝鲜女篮，居第二名。1985年8月24日至9月4日，第十三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篮球比赛在日本举行，中国队本有可能取得对南斯拉夫与美国队（临时由大学生组队）比赛的胜利，但却负于了对方，被挤出了四强之列。1986年8月8日至18日，第十届世界女子篮球锦标赛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中国女篮在小组预赛的首场比赛中，以74：80的比分，反胜为败地输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队。这样，促使中国篮坛对女篮队员的身体与技术、战术，训练与比赛中的战略战术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

但无数事实证明，中国女篮确实是一支进步迅速、提高显著的世界劲旅。自1981年改组以来，在亚洲和世界大赛上打出好成绩，实现了篮球要大上，“女篮先上”的既定方针，出现了中国女篮率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男篮紧紧跟上的大好形势。

1984年8月15日，共青团中央授予中国女篮“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称号。8月18日全国妇联授予中国女篮全体队员“三八”红旗手称号。8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授予中国女篮12名队员三等军功奖章。8月19日，国家体委决定授予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篮球运动员宋晓波、修丽娟、陈月芳、郑海霞、邱晨、李晓勤、张惠、丛学娣、张月琴、巴燕、王军、柳青“体育运动一级奖章” ，以示奖励。

中国男子篮球队，曾于1975年第一次参加亚洲锦标时，就以97：78和80：59的比分分别战胜南朝鲜和日本队，获得冠军。1978年以来，又多次保持亚洲冠军的地位和在世界锦标赛中处于第十一、十二名的水平。

《当代中国体育》中有一段评论说：从赛场表现看，我国家队的实力比70年代初期和中期有了明显增强。

第一，运动员的高度增加了，对高大运动员的训练和使用也有了改进。1982年增添了新生力量的国家男队，平均身高已达1.96米（1951年只有1.78米），比世界锦标赛第五名的澳大利亚队还高2厘米。2米以上的队员也比澳队多3人。60年代许多篮球队在选择、训练、使用高大运动员方面存在片面性，以致影响队伍的实力……这个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篮球运动之后，才得以解决。

第二，防守能力加强了。联防、紧逼、抢篮板球水平都大大超过了60年代。

第三，进攻战术打活了。有内线也有外线进攻，有篮下的强攻也有小配合，有定点跳投也有巧妙的掩护跳投等。教练员的指挥技术也有了相应的提高，每场比赛根据不同的对象，配备不同阵容，而不是单纯依靠高度取胜。

1983年11月12日至29日，第十二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在香港举行，中国男子篮球队又一次获得冠军。这是中国男子篮球队在亚洲锦标赛上获得的第5次冠军，人们习惯地把这称为中国男篮的“五连冠” 。

中国男子篮球队领队是柯轮、副领队刘觉涛，教练员钱澄海、吕长新，运动员韩朋山、吕锦清、穆铁柱、郭永林、马跃南、李亚光、孙风武、王立彬、刘建立、嵇照光、张斌、匡鲁彬。

在这届比赛中，高大队员穆铁柱、韩朋山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年轻的身高超过2米的队员王立彬技术、速度、反应等都很突出，又有匡鲁彬、郭永林、孙风武等老将的配合，打得非常活跃。中国队分别以30分和29分的优势（中国对日本109：79、对南朝鲜92：63），占胜亚军日本队和第三名南朝鲜队。这证明我国男子篮球运动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还证明那种认为中国男子篮球队解决不了既要有高度又要有灵活性这一矛盾的论点是不正确的。问题在于如何发现和训练、培养人才。

1984年7月29日至8月6日，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篮球比赛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男子篮球队代表亚洲参加了比赛，领队柯轮，教练员钱澄海、吕长新，运动员王立彬、匡鲁彬、郭永林、吕锦清、孙风武、李亚光、张斌、刘建立、胡章保、王海波、嵇照光、黄云龙。

中国男篮同美国、乌拉圭、巴西、埃及、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队进行了比赛，在有12个队参加的奥运会篮球决定中，获得第十名。中国男篮在对上述7个世界强队的比赛中，基本情况是比赛中起伏比较大，这是由于中国男篮是一支年轻的队伍，还承受不了像奥运会这样大型竞赛给心理上带来的压力。更主要的是我队的实力不如某些世界强队，因此，虽然努力参加比赛，但是名次尚不够理想。

通过7场比赛的技术统计看，我队攻击能力不强，尤其是内线明显薄弱，全队的投篮和罚球命中率不如对手。如对巴西队，上半时我内线一次罚球机会也没有。下半时只有吕锦清罚2：6，占33.3% ，而巴西队罚球18：28，占64.3%，这一项我队就输掉16分，而全场我队只负于对方16分。

对西班牙队也是如此。我队投35：60，占53%，而西班牙投44：76，占57.9%。我队罚球13：24 ，占54.3%，而西班牙队罚14：20，占70%。结果，我队输19分。

对乌拉圭的比赛，是我队表现最差的一场。我队投31：73，占42.5% ，而乌拉圭投27：66，占43.9%，我队罚球5：9 ，占55.6%,而乌拉圭队罚16：32，占67.6%。这场比赛前，我队员就对乌拉圭队的南美粗犷打法发怵，又因为是决定进入前八名的比赛，队员精神上又有一定的压力。最后负于对方7分，全队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从总体上看，我队在关键性技术指标中所暴露的问题是明显的。平均每场得分在12个队中排第11位，罚球命中率也排第11位，罚球次数排最后，篮板球也排最后，失分排在第9位，投篮次数是第8位，命中率是第6位。

1986年7月20日，在中国篮球的历史上是值得庆贺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男篮在西班牙巴赛罗那举行的世界第十届篮球锦标赛上，在有24个世界的强队比赛中，获第九名的好成绩。被报界称颂为“世界篮坛的东方曙光 ”，国际篮坛普遍重视中国男篮的表现，认为这是中国队在世界篮球大赛中具有历史性的突破。

胜利来之不易，人们都知道，中国男篮在参赛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形势。1986年初，中国男篮在第十三届亚洲锦标赛上，连续输给菲律宾和南朝鲜队，仅获得第三名。失败的痛苦，为祖国和人民争荣誉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促使他们进行赛后的反思；来自全国人民的愿望，多少热心人的非议和责难，中国男篮的压力很大。但是，他们并没有消极对待，而是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勇敢地面对现实，投入更为紧张的赛前训练和具有针对性的热身赛。终于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望，经过顽强的拚搏，进入世界十强的行列。国际篮联主席罗贝尔·布斯奈尔特致电中国篮协主席，以示祝贺！

参加第十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的中国男篮领队是张长禄、副领队钱澄海（兼），教练员吕长新，运动员宫鲁明、李峰、黄云龙、沙国利、王非、宋涛、李亚光、孙凤武、王立彬、张勇军、徐晓良、张斌。平均身高1.93米，年龄24.5岁。

这次锦标赛上，中国队被分在C组，组里有意大利、美国、波多黎各、联邦德国、科特迪瓦共6个队。这个组实力很强，被称为“死亡之组”。按规程规定，只有取得小组前三名才能出线，进入前十二名，不然将被淘汰。

中国男篮经过多次热烈讨论，统一了全队的思想，制定“吃科，拚波，冲德、意、美，锻炼队伍，力争出线”的战略方针。思想上的突破带来技、战术的突破。

中国男篮以新颖的东方打法，快速、灵活多变的场上表演，给人们以新鲜的感觉。

中国男篮的得分有进步。前十二名的队平均得分每场89.66分，中国队为87.80分。其中罚球一项提高得更为突出，中国队平均每场罚21.9次，罚中16.9次，命中率77%，为各队之冠。3分球与近投都有加强，前12个队平均每场投中5.5个，而中国队为6.3个。张勇军的3分球占世界第三位。

内线队员的攻击意识也有所加强，中国队4个内线队员的得分占全队总得分的35.6%。篮板球技术也有提高，最后我队前后场各负3个。犯规、违例减少，有8个队犯规次数高于我队。12个队平均违例为34.6次，我队为33次，排第七位。失误是大问题，仅排苏联之后，居第二位。

中国男篮勇敢闯关夺隘，智谋高强地打好了几场关键球。以98：84胜波多黎各，93：78胜古巴队，112：111小胜希腊队，以80：81负联邦德国。

中国男篮通过比赛和观摩学得不少好的作风与新的技术，同时也看到了今后篮球运动的发展趋势。我们同世界高水平队伍差距还相当大，未来的道路还相当长……

中国篮球队，在其它赛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81年3月28日至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 ”男子篮球队，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男子篮球俱乐部冠军队锦标赛亚洲地区选拔赛。经过7轮比赛，我“八一”队7战7胜，取得冠军，并获得了最佳风格奖杯，取得了代表亚洲地区参加6月于巴西举行的第1届世界男子篮球俱乐部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资格。队中郭永林、马连保被评为“最佳队员“。

“八一”男篮在港比赛，这是首次，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对南朝鲜、菲律宾、日本的3场实力较强的夺标赛，给港澳同胞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香港各报都在显要位置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比赛的场面，刊登了照片和专栏文章，赞扬了“八一 ”队球艺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1981年6月26日至7月5日，“八一”男篮代表亚洲参加了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一届世界俱乐部男子篮球锦标赛。

这届的比赛是在国际篮联管辖下举行的第1次世界性俱乐部级的比赛，国际篮联下属的7个地区都派了队（美国除外）。根据竞赛规程规定，各参赛队允许有两名外国选手代表参加比赛。所以，巴西《圣保罗报》对此评论为“这届比赛实际上是职业队表演，美国人的比赛” 。

这届比赛是在高速度、高水平的情况下进行的。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世界篮球运动，在高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速度更快，技术向全面发展。

“八一 ”男篮在小组预赛的五个队中一胜三负，未能进入前六名，在决赛中胜委内瑞拉，负于以色列获第九名。通过这次比赛经受了锻炼，开阔了眼界，在与国际强队比赛中，看到了我们的差距。

这届比赛中速度快，各队得分很高。西班牙队平均每场得106分、美国队得104分、巴西队得97分，15场决赛有9场在100分以上。空中争夺激烈，各队阵容身材高大，西班牙队平均身高2.015米、巴西队2.01米、美国队2.006米。队员身高而速度、力量、弹跳、柔韧性协调素质好，空中争夺篮板球人数多，起跳早，跳得高、伸展好，力量强，空中冲撞激烈。补篮、扣篮和封篮技术动作有进一步的发展。

个人攻击能力强，由于有职业队员参赛，个人攻击表演突出。澳大利亚请的美国选手史密斯，身高1.86米，6场共得202分，每场平均得30-40分，命中率高，自信心强，斗志顽强，基本功全面、扎实。

通过比赛看，“八一”队进攻中虽有突出高度，但队员站得过死，进攻区域狭小，打法呆板。防守能力弱，防区也小，防守战术变化少。要争得主动，必须善于使用积极扩大的人盯人和区域防守。必须提高应变能力和整体作战能力。

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男、女篮球队参加了亚洲和世界青年篮球锦标赛。

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世界青年篮球锦标赛

1978年第五届：女冠军，男亚军 1983年第二届男篮赛：第十一名

1980年第六届：男冠军，女亚军 1985年第一届女篮赛：第四名

1982年第七届：女冠军，男亚军 1987年第三届男篮赛：第九名

1984年第八届：女冠军，男亚军 1989年第二届女篮赛：第九名

1978年以来，有许多队赴亚洲和世界上其它地区参加了各种邀请赛、城市赛等

1978年香港国际男子篮球邀请赛广东男篮获第一名

1978年国际军队篮球邀请赛（泰国曼谷）解放军队第一名

1979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杯”国际男篮邀请赛解放军队第一名

1979年第廿六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篮球锦标赛解放军男篮第四名

1982年第二届泰国王储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北京部队第二名

1982年第一届亚洲城市女篮锦标赛（香港）北京队第一名

1982年第一届亚洲城市男篮锦标赛（香港）上海市队第一名

1983年第十二届世界青年男篮邀请赛（联邦德国曼海姆）中青队第十名

1983年第二届亚洲城市女篮邀请赛（吉隆坡）长春市第三名

1983年第三届泰国王储杯国际篮球邀请赛（曼谷）解放军队第一名

1984年第二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男篮邀请赛（美国关岛）湖北队第一名

1984年第三届亚洲城市篮球邀请赛（曼谷）北京队男第三名南京队女第二名

1986年伊朗国际篮球邀请赛（德黑兰）辽宁队第一名

1986年第三届泰国王储杯男篮邀请赛（曼谷）南京部队第二名

1987年第四届亚洲城市女篮锦标赛上海女篮第一名

1988年参加加拿大国际女篮邀请赛（多伦多）中国女篮第一名

1989年第五届鱼尾狮国际男篮邀请赛（新加坡）中国男篮第一名

通过这些比赛活动，加强了中国人民和运动员同各国好友的往来，使中国更多的篮球队伍有了接触国际篮球实际的机会，从而达到学习国外篮球运动的技、战术长处，提高和锻炼队伍的目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除国家队以外的篮球队伍的积极性。这些篮球队伍是国家队的雄厚基础和坚强的后盾，事实上他们也创造了一些好的成绩。

中国青年篮球队的成绩也是比较好的。1986、1989年第九、十届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赛上，我男女队双获冠军。

我青年篮球队双获冠军，显示了我国篮球后备力量的实力。它关系到我国青年篮球的迅速成长，并源源不断地为国家队输送新生力量，缩短我国家队在亚洲和世界大赛中适应能力的时间。所以，在很大程度可以说我国青年篮球是中国篮球运动的未来。

1987年以来，中国男、女篮球队分别参加了亚洲和世界一些大赛。1988年中国男篮、女篮参加了第二十四届奥运会的篮球比赛，男篮第十一名、女篮第六名；1989年中国男篮在第十五届亚洲锦标赛上获第一名，中国女篮获第十三届亚洲锦标赛的冠军；1990年中国男篮、女篮分别参加了第十一届世界锦标赛，男篮获第十四名、女篮第九名，同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男篮获冠军、女篮获亚军。

通过比赛可以看出，中国男篮、女篮仍然是亚洲的强队，但在世界大赛中了取得的名次与过去比较是有些不够理想，虽然也发挥出一定的水平。中国男篮、女篮暴露出的问题仍然是自己的风格特点不突出、身体与技术不适应强对抗的激烈比赛要求、战术配合单一而缺少应变能力等等，这对重新调整后的中国男、女篮球队是不能苛求的。其关键是必须狠抓科学严格的管理、训练的指导思想和科学化训练，重视基础训练和对抗训练的科学研究工作等，这些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

二、中国足球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足球的笑话有很多，刚刚过去的春晚，本山大叔还把中国足球拿去“忽悠 ”了一把！不过，有这样一则笑话想必令人记忆犹新———一位韩国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30年！韩国人哭了……一位日本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50年。日本人又哭了……一位中国球员也去问上帝：那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看了看中国球员，自己哭了……当然这些笑话只是中国球迷失望之余的一种发泄方式，情绪化色彩过浓。可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确让人看不到希望。至少现在是这样。

回顾中国足球近20年来“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辛酸血泪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足球并未从多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能从偶然的“成功”中收获经验。失利就炒教练、换球员、追责任，成功就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一俊遮百丑，中国足球的发展思路和实力水平一样，都处于“初级阶段 ” 。

要想彻底破除中国足球近20年来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意暂时的成绩和眼前的得失，而要认认真真地从基础抓起，把中国足球打造成真正的“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耐心！

平心而论，与世界上的足球强国相比，中国足球的起点低，发展时间也不长，的确有着较大的差距。但要想取得好成绩，不切实际的凭空妄想不行，不尊重足球规律的冒险蛮干不行，不顾一切的“豪赌出线”，甚至将其与政绩挂钩更不行！中国足球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结合中国现实特色的足球发展之路。“未来20年不要向中国足球要成绩 ”的“休克”疗法，也许正是中国足球痛定思痛，医治顽疾的“良方”。

在目前的中国足球圈里，国字号球队的成绩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最主要标准。为了国字号球队的比赛，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背离足球职业化的规律，一再牺牲二三线联赛和青少年足球建设，使得中国足球在失败的循环中往复进行。

如何增强足球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何加强联赛建设？如何培养能真正“传道授业解惑 ”的教练队伍？国字号球队应该如何组建和指挥？现有的足球发展经费该如何分配？中国足球如何更好地与世界足球强国交流？中国足球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风格？这些疑问都需要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深思并且找出答案。

现在，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都被“出线的重任”所掩盖。为了出线，球迷可以原谅足球管理机构在青少年培养上的一再拖延；为了出线，足协可以把绝大多数经费，用在“中国之队”没完没了的越洋拉练上。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他们是否出线了，会怎样？国家队成绩上的休克，一定程度会换来各方面对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关注！

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认真地反思自身的风格和发展方向；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举措，为联赛和基础培育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中国足球更应有这样的耐性，安于承受基础建设过程中的寂寞！“从娃娃抓起 ”是足球发展的规律

把记忆的年轮拨回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伊朗足球队访华时亲临现场，并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观点。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足球却仍未品尝到青少年足球建设的成果！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高声疾呼要注重青少年足球建设；另一方面，国内的青少年足球建设却依旧少人问津，几近停滞。因此，中国足球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将青少年足球建设落到实处才是关键一步！

在谈到国内青少年足球建设滞后的问题时，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曾在全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上坦承，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青少年足球发展思路与政策都出现了偏差。“而忽视和淡化了原有的以体委系统为主体、以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后备力量培养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国家队主帅高丰文则认为，目前处在最基层的学校足球缺乏扶持，也使得足球人才的培养严重萎缩。而国内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自身建设的不完善，目前还无法承担起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任务。

据记者了解，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中国足协和各地方体育局乃至一些俱乐部和教练，都在进行一些摸索和尝试。在今年初举行的中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青少年球员培养的新方案：20岁以下的球员都回归地方体育局管理，可以参加全运会；恢复各省市的专业球队；重点扶持学校足球。对此，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表示：“地方有全运会任务，会比现在的俱乐部更加认真地培养青少年球员。我们要把足球重新放回到中国体育的整体计划中。 ”而徐根宝的“崇明足校”模式、山东的“鲁能足校”模式、申思、马明宇等昔日国脚进行的“教育足球”模式等，都在为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培养寻找着可行的途径……

不过，正如足坛名宿马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无论是哪一种培养方式，青少年足球建设关键是要落到实处。政府、体育部门、足球界、学校和全社会都要重视这项工作，要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项目，才能形成良好的足球氛围，最终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

从头开始，落到实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足球而言，可谓金玉良言！

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个系列专题，在反思了一系列现象和问题后，我们的思维最终必须有一个落脚点。也就是说，从多个角度探讨了WHAT和WHY之后，现在必须要讨论的是HOW：下一步该怎么走？

最近两年，关于“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构想一次次被提及。在中国足球整体陷入冰河期的大背景下，这是唯一能让球迷有所期待的话题，虽然这个期待看上去也遥不可及。但是，中国足球现在并无底气申办，而且申办世界杯也并非拯救中国足球的良药，乐观预计，它也只能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一股巨大动力。

2008年是全世界的体育大年，更是中国百年难遇的体育大年，因为有北京奥运会。但奥运会之后呢？许多人都希望有全新的寄托，于是申办男足世界杯成了许多人的梦想。最近两三年中，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每次来中国，都会被问到有关申办世界杯的话题。瑞士人都会公开表态，他支持中国申办世界杯，并且相信中国能办好世界杯。

没有人会把布拉特的应景之辞当真，因为人们后来发现，布拉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中国人仍然有申办的梦想，这个梦想也产生得理所当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体育发展水平、体育设施状况、社会发展需要，都应该也可以申办世界杯。亚洲已有日韩在2002年合办过世界杯，下次再回亚洲，最合适的也是中国。

连赞助商也这么想。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双料赞助商阿迪达斯公司的陶金，他就告诉记者：“奥运会办完，毫无疑问中国体育的下一个大赛就是世界杯。我认为，中国足球完全有必要考虑2022年或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工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来说，由创造和发明了古代足球运动的中国来承办一届世界杯，是一个很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战略设计。”在经济腾飞的推动之下，很多城市在硬件设施方面具备了主办世界杯的全部条件；1991年和2007年，中国还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杯女足赛，这些让我们有申办世界杯的底气。

可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以中国足球的状况与水平，能支持它来申办世界杯吗？或者说，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有必要申办世界杯吗？

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过去两年一度跌到100名开外，最新的排名也才第83位。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弱小的东道主。而中国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则是3战皆败进0球失9球的难堪战绩，FIFA想必也不想制造一个史上最烂的东道主。而中国的联赛同样低迷，近两年虽然假球黑哨不再泛滥，但人气和水平仍然每况愈下。

因此，对中国足球来说，申办世界杯只能是一个美妙的远景计划，还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管是申办2022 、2026或是2018 ，都只能想想而已。重要的是将自身的工作做好，足球水平和足球氛围得到提升，国家队和联赛齐头并进，这是申办世界杯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有圈内人士形象地说，“现在中国足球要做的，是要先把池塘修好，然后放进干净、高营养的水，再放进鱼苗。鱼儿在好的生存环境中，必然会健康成长。中国足球的问题根源，其实还是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现在八匹马往八个方向乱撞的结局。如果要申办世界杯，我们必须要进行真正、彻底的足球改革，让职业联赛健康起来，让俱乐部的经营规范起来，让球员的生存土壤肥沃起来，让青少年球员更多地参与进来，然后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地去进行规划和准备。也许4年之后，中国足球就可以真的挺直腰杆去申办世界杯了。 ”

不管是不是为了申办世界杯，中国足球都需要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足球改革不可能自下而上，只能从顶层开始，甚至可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选对掌门人——一个专业内行、知识现代、管理科学的掌门人。

对于中国足协需要怎样的当家人，圈内早有认定，“首先，他要有点足球基础，至少清楚足球项目和其他项目同步发展的困难和不同。他不需要是真正的足球专业人士出身，但至少要懂得足球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其次，他要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最好是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历。这样可以帮助他认知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清楚中国足球的差距，然后找准定位准确出击；第三，他必须懂得一些企业管理知识，知道如何把足球商业化经营当成企业管理。”

职业联赛的三任足协掌门人各有千秋，但都不算成功，也都没有得到好评。王俊生是专业出身，主抓竞赛和项目管理还算内行，但江湖习气过重，对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也稍有欠缺；阎世铎上任之前是总局法规司司长，领导任命他的目的性也比较明确，就是完善“没有规矩、管理混乱”的中国足球，可惜阎在任期间的很多政策和改革，被证明是瞎指挥、乱弹琴；谢亚龙上任有浓重的奥运背景，他本身转道足球也有明显运作的痕迹，事实证明，外行管理一个项目，无论你本身是否真正有能力有抱负，都很难找到中国足球问题的症结。再加上受奥运战略的掣肘，最终被圈内圈外排挤也成为事实，执政失败也成为必然。

2008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足球这个项目，本身不是奥运夺牌大户，甚至连奥运夺牌点都很难维持，从体委系统完全脱离实现社会化市场管理，不失为一种可能。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点——中国足协最重要的管理者由一个完全不懂足球项目的行政官员来承担。

下一步中国足球改革的第一步，首先任务应该就是选对掌门人。如果能够在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由圈内人士共同民主推举并选择真正的适合中国足协的管理者，这是最好的结果。可这种设想在现行的体育体制之下，实现起来有很大难度，而即使真的民主选择产生，如果没有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的真正放权，也很难实现足球项目的彻底职业化和真正改革。

选对掌门人只是第一步，中国足球的改革最根本的工作还是足协自身的职业化。中国足球要找到正路，足协改组在先，联赛改制则须紧随其后。足协的功能也当有所变化，联赛这一块应尽可能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职业联盟。

对于中国足协管理联赛能力低下的怀疑，从职业联赛最初一直持续至今。比如相关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处理问题情绪化严重，且方式和标准不一，管理联赛人治化痕迹浓厚等。而最受球迷和媒体诟病的，则是对“假赌黑 ”现象的无能为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足协的未来工作定位应是主抓青少年足球的普及与提高，协调并监管各级国字号球队的备战和组建；而在职业联赛的管理环节上，足协应该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未来可能成立的足球职业联盟。也就是说，足协需要从以前的管理者和主导者地位，逐渐转变成一个职业联赛服务、协调机构和监管部门。这种足球管理模式，是如今世界足球发展潮流中，最实用也是最流行的方式。

在经营方面，足协同样需要改革。职业联赛初期，足球产业的赞助市场相对混乱，商家投资也相对盲目，这时只要足协有专门的经营人员或招商机构，就能完成基础的招商工作。但职业联赛14年之后，赞助商对足球项目已缺乏信心，对足协主导的职业联赛发展也有了诸多怀疑，此时就必须有更为专业的经营团队和管理团队，来把持职业足球的发展方向。中国足协如果不想中国足球在自己手中被活活玩死，就一定要给职业联赛的主体——投资人和俱乐部以真正的话语权，让他们真正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掏钱做“公益事业”。

很多人在探讨“职业足球联盟”在中国建立的可能性。但即使这样的结构能建立，我们也需要真正的一些合作者和合作项目，光凭足协自身的运作能力，这个项目继续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实中中国足协的合作者是盈方、阿迪达斯和中超公司，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实际上也是中外合作的项目之一，盈方主要负责中国之队，阿迪达斯则是一个特殊的合作者，中超公司则是“足协主控 ”的一个经营职业联赛的公司，下属的合作伙伴还有耐克、金威啤酒、央视、搜狐体育等。仔细考量一下这些合作者，除了媒体合作伙伴、体育品牌及与足球相关消费品外，我们外延的合作者几乎是一个空白。

现在的中国足协，不只是联赛的经营不力，国家队的经营同样失败。从1993年选择IMG开始，后来的ISL，再到现状的盈方，除了IMG合作还不错之外，其他的合作都出现了问题。如果中国足协没有意识或者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及对待合作者的态度，下一次合作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像这次世界杯冲击失利，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为，足协抛弃了更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亚足联开发公司，而选择盈方，这是足协“为钱所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并不是一定就要选择亚足联公司而放弃盈方，关键是这种谈判的方式很不职业。你掌握双方的低价去追逐最大利益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而伤了和气。在生意场上，一旦只剩下两个竞争对手，你最好坦诚布公地去沟通，而不能搞小动作，最后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像中国足协这种做生意的烂招，被揭穿后是可以被业内人士完全抛弃，甚至有人故意设局‘黑掉’的。无论是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让合作伙伴吃亏你却赚大便宜，这样的合作不可能长远。和盈方合作这件事，足协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是太看重钱，对既得利益看得过重；第二是谈判方式有些低劣；第三是抱错了大腿，就像娶媳妇，不要以为有钱家庭的闺女就好，她的性格、适应能力，还有是不是原意一起过日子，这些都比金钱更重要。”

“职业联赛14年，却造就了职业化程度最低的中国足协。俱乐部经营不好可以破产、转卖甚至倒闭，球员可以因为打假球被三停、挂牌甚至废掉，职业教练可以在一场比赛后立即下课；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以及这个机构里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却可以在职业联赛的熔炉中安坐如山！所以要想挽救中国足球，足协也必须完全走向市场，他们的职业化改革是必须要走的过程，否则职业联赛如何改变都没有用！足协工作人员办事能力拖沓、管理水平低、效率不高、官僚作风横行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机制之下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一位体委系统退休干部的一些话，一言击中要害。

足球改革当自上而下，上自中国足协，下就是职业联赛。中超联赛需要改革之处自是很多，难以赘述，但眼前很重要的一块是电视转播的困境。

从欧洲足球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电视直播的参与，职业足球很难获得经济效益上的突破，从而制约联赛整体水平的提高。在现阶段，依然只有电视这个工具，能够无限度地扩充一场足球比赛的传播价值和经济效益。而中超的电视转播一年比一年低，从足协到各俱乐部一直都认为是央视这个“特殊的电视台” ，导致了他们电视直播版权费用的难以突破。可实际上，制约中超电视收入水准的，其实还是低水平的职业联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低水平的比赛使得电视转播不值钱，而电视转播费低廉更加制约联赛的发展。

2007年，天盛欧洲足球频道用5000万美元的天价，买断了英超在中国大陆的3年唯一直播权。英超降级的德比郡俱乐部，上赛季依然能够得到3400万英镑的电视转播费分成。而中超俱乐部呢？每年从中超公司那里获得的电视转播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7年，中超联赛共有2家全国性转播平台（东方卫视，CCTV-5）、12个省级转播台、12个市级转播台，累积收视人数达到1.44亿，为中超联赛以来最高，可俱乐部依然是不能从电视转播费里分得更多钱。原因很简单，中超的电视转播越来越贬值，有人敢花5000万美元买三年英超，却没有人愿意花1000万美元买三年中超。

事实上，中超虽有上述26家电视机构在参与转播，但真正付费给足协的，只有央视和上海文广。加上新媒体合作伙伴搜狐每年提供的150万元，中超电视版权总价值也就在3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值比英超最差俱乐部的电视分成都差得远。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年央视死守联赛价格底线时，时任体育频道总监的马国力曾说，“第一，我不能为足球开一个大口子，中国体育有太多的项目要扶持；二，中国足球联赛的价值的确不高，说白了，这个赛事还不值钱。”

1995年1月1日成立的央视体育频道，当年因为直播足球联赛而品牌受益，加上央视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目前CCTV-5（现奥运频道）占据了整个体育赛事资源的80%以上。但在CCTV-5诸多节目和赛事直播中，中超的直播很多时候都排在10名以外，特别是在有姚明和易建联参赛的NBA赛事直播面前，中超联赛已经不再是央视体育资源中的宠儿。

2008年，全国有50家地方频道和10个付费体育频道（包括网站）在播出NBA，而实际上，足球最红火时应运而生的42个地方体育频道现在已经缩水到20家左右。以前的很多体育频道，已经在地方被生活频道、娱乐频道兼并或者挤压，但即使这样，还能出现50家地方频道直播NBA篮球赛事。而且在地方体育频道，篮球节目的收视率和经营情况都比足球好很多。辽宁体育频道每年要付给文广集团大约70万元的中超直播版权费，可在实际的营运中，辽宁台播出辽足一个赛季的中超，也挣不回这区区几十万元；但是直播辽宁男篮的CBA赛事则完全不同，不仅是赞助商踊跃，招商容易，其火爆的现场气氛和直播时的互动程度，都让中超直播难以望及。

此外，中国足球人士自身也不珍惜电视直播。欧洲很多俱乐部都会在赛季前搞一个球员的“媒体培训” ，就是培训职业球员如何善待媒体和正确对待电视机构，特别是如何与电视媒体配合做好直播，这已经成为其必修课。欧洲足球直播时间跨度很长，经常是赛前一小时，赛后一小时，需要大量的球员、教练、工作人员、球迷的默契配合，可以说现代足球其实就是“电视足球 ”。可这种理念在中超完全没有市场。作为联赛的主播台，东方卫视曾在直播中超之初做了大量的工作，可很难得到球队和球员的支持。负责中超直播的刘勇说，“中国球员在直播时的电视概念太差，也非常情绪化，他们永远会认为自己是职业联赛的主体，高兴时陪媒体聊聊，不高兴时把直播话筒直接推开。赛事组织者也让我们很头疼，比如每晚19点30分的比赛，正常情况下19点25分必须出场，然后是升国旗、合影等仪式，电视机构则在这几分钟内要完成上字幕、出赞助商广告、嘉宾简单访谈等节目。但目前很多比赛都不准时，经常是19点28分才出场，咱们一点约束力没有。这种足球直播的状况，怎么可能让联赛的电视价值得到提升呢？”

这就是现实：如果电视台不能从直播中超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那么中超的电视版权费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而如果联赛质量依旧在低水平，混乱不堪中沉沦，职业足球在电视环节上的突破将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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